自古以来指责皇帝便是死罪一条，被列入谋反罪中，属于十恶不赦之列。所以言官们即使直言进谏，也只能对事不对人，不敢指责君主本人的过失，只能小心翼翼地说：“陛下，这样做不妥，应该那样做......”。唯有韩愈和海瑞敢于在奏疏中直接斥责皇帝，指出他们的昏愚之处，所以《谏迎佛骨表》和《治安疏》流传千古。但在正史中还留存着一篇揭批皇帝罪行的文章，那就是由李密授意、祖君彦执笔的《为李密檄洛州文》。
    在这篇檄文里，李密列举了隋炀帝的十大罪状，控诉他不配身为人君，隋朝也已经失去了民心；所谓“皇天无亲，惟德是辅”，李密号召天下人共同推翻隋炀帝，廓清宇宙、再造太平。《为李密檄洛州文》被《旧唐书》全文收录在《李密传》里，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也有提及，并且摘录了其中的一句话——“罄南山之竹，书罪未穷；决东海之波，流恶难尽。”意指隋炀帝的罪行馨竹难书。耐人寻味的是，宋祁在编《新唐书》时，却把这篇畅快淋漓的檄文删得一干二净，一字不留。宋祁在《祖君彦传》中写道：“祖君彦负其才，常郁郁思乱，及为密草檄，乃深斥主阙。”认为《为李密檄洛州文》是牢骚文人的泄愤之作，对隋炀帝过于抹黑，故而不值得采录。
    然而，如果我们将檄文与《隋书》、《唐书》、隋唐文集中的事实对比一下，就会发现祖君彦列举的十大罪状，全都证据确凿、绝非虚构。
    隋炀帝共有哪十大罪状？
    李密曾做过隋炀帝的侍卫，对宫闱丑事有所耳闻，所以《为李密檄洛州文》揭露了许多隋炀帝不为人知的罪恶。
    其最大的罪状就是得位不正，檄文先是指责隋朝欺人孤儿寡母，窃取北周的天下，并非民心所归，众望所至。这个政权对于百姓毫无恩德可言，也不是百姓自主选择的结果。隋炀帝从其父那里学会了大盗窃国的手段，不仅迫害长兄，而且还鸩杀乃父，罪恶滔天。檄文中写道“先皇大渐，侍疾禁中，遂为枭獍，便行鸩毒。”这与《隋书·后妃传》中的记载一致。
    炀帝的第二大罪是淫乱后宫，败坏人伦。兰陵公主为同产之妹，宣华夫人为先帝妃嫔，炀帝尽皆染指。檄文写道：“禽兽之行，在于聚麀，人伦之体，别于内外。”这与《隋书·炀帝纪》里的“自高祖大渐，暨谅闇之中，烝淫无度，山陵始就，即事巡游”高度吻合。
    炀帝的第三大罪是荒湎于酒，大权独揽，神隐深宫，罕见天颜。不与百官坐而论道，也不与朝臣商议政事；而是一人独断，只在暗处发号施令，要求任何人都得无条件服从。将百官视为家奴，把神器看作私产。群臣除了照令执行之外，如处虚位。这与《隋书·炀帝纪》说的“帝性多诡谲，所幸之处，不欲人知。”“又猜忌臣下，无所专任，朝臣有不合意者，必构其罪而族灭之”相同。
    炀帝的第四大罪是好大喜功，不惜民力，胡作非为。隋炀帝总共在位十四年，几乎每年都有大工程出现。他于大业元年发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；三年令百万男丁修筑长城；四年又发动百万男女开凿永济渠；同年发男丁二十余万再筑长城；八年出动百万大军去远征辽东的高句丽，其中运输粮草的人口多达数百万；九年再征高句丽，并且出兵讨平杨玄感；十一年大宴百僚，为了营造万邦来朝的假象，不惜耗尽国库以招待各国使者；十三年，炀帝第三次发动征讨高句丽的战争，于是天下之人忍无可忍，尽皆起兵抗命，国遂亡。
    炀帝的第五大罪是治国无能，导致民生凋敝。《隋书·食货志》说隋炀帝刚即位的时候“户口益多，府库盈溢”，然而他营建东都时，“每月役丁二百万人”，当时全国的人口也就只有几千万人，却要废弃农耕，从事官府徭役，使得私田荒废，公田却野蛮增长。最后坐拥公田的权贵日益雄富，而贫民却馁疾而死者十八九。隋炀帝对于人口锐减的现象不屑一顾，甚至对近侍说：“玄感一呼而从者如市，益知天下人不欲多，多则为贼。不尽诛，后无以示劝。”因此，在他的统治下，造成了大规模人口被消灭的情况。
    炀帝的第六大罪是无岁不外出巡幸，折腾得举国上下不得安宁。在隋炀帝统治的时候，山东河南屡次发生大水，但他从不抚慰民情，仍“年年历览，处处登临”，所到之处，百里无人。百官“献食丰办者加官爵，阙乏者谴至死”，加剧地方官对百姓的盘剥。
    炀帝的第七大罪是劳师远征，惨败受辱。他倾全天下之力，三次讨伐东夷小国，不仅师出无功，而且惨败于辽东。继而恼羞成怒，愤而用兵，结果仍是自取其辱。
    炀帝的第八大罪是刚愎自用、愚而拒谏。开国功臣高颖，平陈大将贺若弼皆因直言忠谏而死于非命。《隋书·炀帝纪》也写道：“高颎、贺若弼先皇心膂，参谋帷幄，张衡、李金才藩邸惟旧，绩着经纶，或恶其直道，或忿其正议，求其无形之罪，加以刎颈之诛。”证实檄文的说法。第三次征讨高句丽时，明明事关国家存亡，百官却无一人敢当庭抗争，皆喂喂而已。
    炀帝的第九大罪是腐败治国。他崇信奸邪，遂使“君子在野，小人在位”，所用皆王府故人或宗师同姓，所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