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〇八年，发生了三件大事。

    一、BJ成功的举办了29届奥运会，我国以51块金牌和100块银牌第一次超越美国，位居第一，举国欢庆。

    二、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，波及了BJ。

    三、我失业了。

    现在正值秋天尾巴，几场雨之后，秋意更凉，怕冷的同事早早穿上了棉服，就连秘书办整天对着销售总监眉来眼去的那个小妖精，裙子都比以往低了5公分，快遮住膝盖了。

    小妖精每次给总监递茶时，腰弯的都比屁/股还低，露出一条深不可测的傲人事业线，然后转身昂着头从我身边优雅地走过，留给我一个自行去幻想的侧身位。

    但现在我没有兴致观赏那个夜里幻想过无数次的侧身位，我盯着即将烧完的烟头大脑在高速运转。

    “这不合理啊，韩总！工程处几个人天天喝茶看报纸还不都待着好好的？”

    “上个盘他们拉低了乙方800万的工程决算，今年他们给总部立军令状不低于1000万。”

    “契约处的小马呢？”

    “她是建设局吴局的外甥女，入职那天董事长亲自带过来的。”

    “那总经办的沈燕！沈燕！她一个大专文聘，整天啥事不做就在电脑前斗地主！”

    “人家为啥能进总经办？你见过哪个女的比她能喝的？”韩总随后补充一句，“你那野鸡大学就省省吧。”

    “……”

    我沉思一会，突然想到一个人。

    “牛百万！那家伙不会来事又没啥能力，这次业绩测评才是我的一半！”

    韩总瞟我一眼，“你可拉倒吧！人家卖一套你卖两套我都不稀得说你。”

    “那我也总比他强吧，是不是啊？为啥这次就是我啊？”我据理力争，就算死也要拉个垫背的。

    “人家爹有钱，昨天买了一套公司的复式给儿子做婚房，算下来销售套数和你一样，但是态度在那摆着呢，要不你也买套房？”韩总喝了口茶，拿起一根烟。

    别说买套房了，我现在身上的钱买个马桶还差不多。

    “韩总，您再帮我给董事长求个情呗。”我拿起打火机上前点上。

    韩总一口烟呛到了，我赶紧给他拍了拍背，动作像对待亲爹一样。

    “我说天南啊，你就别给我找麻烦了行不？”

    眼看挣扎无望，我深深的叹了口气，拿起笔在那份“自愿离职申请”表下方，龙飞凤舞地签上自己大名----徐天南。

    我叫徐天南，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产物，出生在XJKEL市某团场下属的村里的连队，那时我们家是个土平房，坐落于天山南部，所以我一出生家里人就给我起了一个连苍天都为之动容的名字“徐天南。”

    我一直对自己这个名字还是有点庆幸的，因为后来得知，我们家那个村子后来建市了，起名叫“铁门关市。”如果我晚一点出生的话，很可能就会被起名叫“徐铁男。”

    这也是我后来得知，我们家的房子北面那块地被作为市政处征用了，如果我再倒霉一点晚几个月出生，也许我的名字就会变成“徐处男”。

    所以从小我就觉得自己是个“天选之人”，与别人不同。而那个年代所有的有志青年，怀中都淌着一股“北漂”的浪漫，这种男人才懂的浪漫指引着我大学毕业后，不顾家里的反对留在了BJ。

    房地产销售是我的第一份工作，虽然不能说干的有声有色吧，但起码我这份不辞劳苦的态度自我感觉对得起那1500元的底薪。

    论起得早，每天1号线最早一班的国贸站，也只有扫马路的与我平分秋色。

    论回家晚，每天晚上我都赶着最后一趟地铁回家，空荡荡的车厢，偶见几个与我一样穿的西装革履却拿着面包当晚餐的“沦落之人”，大家相视一笑。

    在这种人人自危的金融危机环境之下，我却像当年人民公社一样的勤勤恳恳的工作态度，也算得上是如今在这个“活过今天没有明天”的麻木环境下的一朵奇葩。

    那段日子里，别说CY区富有正义感的人民群众了，就连远至燕郊鼎鼎有名的“贵山养猪场”，都被我贴上了公司雷人的宣传单：没有这套房，你只能喊丈母娘一声阿姨。时间久了就连养猪场的母猪都认识了我，每次见到我都像发情似的“哼哧”两声。

    那时房价虽然持续下跌，但租房的价格却一直居高不下，我与人合租了一间航天桥旅社的地下室，虽然只有12平米，勉强放得下两张床，但黑心的旅店老板每个月还要收1600元，一人一半还得交800元。

    而这一切就在一分钟前，我成功的从一个浪漫的“北漂青年”变成了“北失青年”。（BJ失业青年）最可恨的是公司为了规避裁员补偿款，竟要求我们签订“自愿离职申请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