丁宽为何急于实行摊丁入亩，可不仅仅是税赋改革那么简单，在丁宽的规划之中，摊丁入亩是重新构筑社会秩序的底层基石。

    当年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，喊出了“帝王将相宁有种乎”的口号，但其实这句话只是打动豪强的口号，能够鼓动的是刘邦这种地方豪强，与黔首百姓没什么关系。

    对于黔首百姓而言，帝王将相太遥远了，哪里有那么多野心家？能够在黔首百姓当中引起共鸣，其实是另一句口号“伐无道诛暴秦”。

    黔首百姓既是大汉帝国的根基所在，又是大汉帝国的动乱之源。当黔首百姓安心生产之时，他们就是帝国的根基，当黔首百姓被压迫的难以活命，只能揭竿而起之时，他们就成了帝国的动乱之源。

    丁宽从黄巾起义之时，就不停的在安置流民，说简单点，就是给黔首百姓一条活路，避免黔首百姓成为动乱之源，而屯田等一系列手段，则是将这些黔首百姓，重新安定下来，变成帝国的根基。

    大汉帝国继承了秦帝国的疆域，通过授田等手段，给了黔首百姓生存的土地，一改秦帝国的严刑峻法，减少了对黔首百姓的压迫，与民修养生息，才能成功建立四百年的持续统治。

    然而到了汉末，随着豪强地主的崛起，土地兼并盛行，大量黔首百姓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，开始大规模的沦为流民和徒附。

    流民成了大汉帝国的动乱之源，被太平道用宗教口号扇动，展开了声势浩大的黄巾之乱，拉开了帝国崩塌的序幕。徒附被迫依附于大小豪强，成为大大小小的地方势力的基石和兵源，用血肉奠基了汉末诸侯的争霸乱世。

    自黄巾以来，大汉帝国社会生产受到极大破坏，大量的土地也被闲置。刀兵不能解决社会矛盾，但能够消灭矛盾各方的肉体。

    十年战乱，大汉帝国的人口已经大幅减少，没有具体的人口统计数据，但丁宽估计自黄巾以来，战乱、瘟疫、饥荒之下，大汉帝国至少减口三成。死亡的大部分是黔首百姓，但也同时有很多地主、豪强、士人死于非命。

    人口的减少，自然可以缓和社会矛盾，此时，只是简单的重新分配土地，与民修养生息，就能恢复到汉初的秩序，丁宽也能轻松获得仁主的赞誉。

    但这样并无法解决真正的问题，只能陷入新的轮回而已。大小豪强经过大汉四百年，早已深悉与胥吏勾结，兼并土地的套路，百十年后新的社会动乱又会重演。

    大小豪强兼并土地，固然是压迫剥削黔首百姓的罪恶之手，但地主豪强想要获取的仅仅是经济利益，并不愿涸泽而渔，逼迫黔首百姓无路可走，与他们玉石俱焚。

    能够把这些黔首百姓逼上绝路的，其实还是官府的强大武力，与不合理的税赋制度。而各种人头税性质的算赋徭役，就是这种官府压迫的最主要形式。

    地主豪强虽然贪婪无耻，但并没有把人逼到死地的权势，真正能够把黔首百姓逼上绝路的，只有贪官污吏，当这些贪官污吏将官府权力用于谋私之时，其凶残之处，远在地主豪强之上。

    丁宽取消人头税，首要的目标，就是要减少，官府与黔首百姓之间的直接利益冲突。

    摊丁入亩之后，取消了人头税，官府的征税对象就转向了有产之人，虽然地主豪强一定会将税负压力向底层转嫁，但至少这种冲突，不会再是官府与黔首百姓的直接冲突。

    黔首百姓虽然一样要受到各种剥削压迫，但地主豪强并没有官府那样的强大武力为后盾，也不会向贪官污吏那样涸泽而渔，多少会给黔首百姓留下一定生存的空间，就能够让社会的矛盾，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。

    摊丁入亩同时也会削弱地主豪强，但这种削弱实际上并不是经济上的削弱。丁宽心里清楚的很，以这些地主豪强的尿性，官府的税收，必然会被向底层人群转嫁，最后的收入分配中，官府的税收其实同样来自底层黔首百姓的劳作，这些地主豪强不过是“代扣代缴”罢了。

    但这种透过地主豪强进行转嫁的形式，远比直接收取人头税要灵活，避免了因为人头税收取方式的僵硬，使得矛盾过于激化。

    摊丁入亩对豪强的削弱，其实主要是在人口掌握之上。汉末的地主豪强，其实掌握了大量的隐匿人口，这些隐匿人口不但是豪强的劳动力也是豪强的私人武装。

    隐匿人口之所以要隐匿起来，最核心的目的，就是逃避不断上涨的人头税，官府不再收取人头税，原本的隐匿人口，也就没有了隐匿的必要。

    汉代黔首百姓要逃避人头税，只有两个途径：进山泽当野民或给豪强地主做隐匿徒附。

    山泽野民，虽然不受官府管束，不需缴纳税收，但与社会的物质交换途径稀缺，生活困苦，其实已经是化外之民，只要不堕落成山贼，其实对于官府的统治没什么威胁，随着丁宽不断开发荒野之地，会慢慢重新被吸收回来，编户齐民成为帝国的治下人口。

    但豪强地主的隐